广场夜谈听民声现场质询解难题

孙燕

“我来村里工作已经好几年了，能不能和本村村民一样参加村委会选举?”

“我儿子身体残疾，儿媳长期生病吃药，孙子已到入学年龄，家庭长期没有固定收入，能不能享受低保？”

……

年5月的一天傍晚，沭阳县桑墟镇第七场“广场夜谈”正在蔷薇河村如期举行。村党支部书记李长凤、村委会负责人王初先、村会记潘树广现场述职，回答群众质询，与会党员和群众对村干部述职情况进行现场评议质询，多名村民参加“广场夜谈”。时任镇党委书记姜若鸿、镇长相如斌现场旁听。一个多小时的夜谈，流程紧、内容实，像这样的“广场夜谈”，已在沭阳县每个村居制度化运行，定期举办。

“广场夜谈”产生背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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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若鸿告诉我们，年他到桑墟镇任党委书记，连续处理了几起群众越级上访事件，发现一些村干群关系紧张，村民不愿对干部讲真心话。这些现象引起了他和镇党委政府班子的高度重视。经过梳理，发现桑墟镇村级治理存在以下问题，亟待解决。

一是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力。部分村党组织书记队伍严重老化，三分之一超过60岁，后继乏人。有的村组织软弱涣散，动员群众权威不足、为民办事能力不强。有的村民“不信组织信上访”，多年上访，党的基层组织阵地存在失守风险。

二是干群关系紧张。一些村干部落实上级政策打折扣、做选择；有的村党务、村务、财务不公开不透明；有的村干部对土地流转等大问题一人或几人任性决策，小问题“选择性失明”；个别村干部甚至对反映问题和提出正常需求的村民“推绕拖”。

三是乡风陋习难改。前两年，桑墟镇赌博成风，造成一些家庭负债累累，社会影响不好。在红白喜事方面，存在铺张浪费、低级庸俗的现象，影响了移风易俗改革和文明乡风建设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如何通过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建、保障群众权益、融洽干群关系、培育乡风文明，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，成为摆在桑墟镇党委政府面前的首要课题。通过实践探索，“广场夜谈”应运而生。

主要做法和成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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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4月以来，沭阳县从桑墟镇开始，逐步向其他乡镇推广，在全县13个村居试点采用“广场夜谈”的方式，通过群众问询质证、充分表达，干部释疑解惑、回应需求，逐步搭建起村民与村“两委”、镇党委政府的“连心桥”，提升了政策和决策的透明度，融洽了干群关系，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。主要做法归纳起来就是，坚持三个“统一”。

一是统一时间地点。坚持做到“群众休闲我服务，群众需要我在岗”。针对白天上班、无人在家这一实际情况，利用村民晚上休闲、广场娱乐的机会，集中开展现场提问评议。同时，坚持就近原则，一般选择村里的广场、党群服务中心空地、学校操场等地点作为夜谈场地，有利于群众放松心态、积极参与，真正实现在“家门口”拉家常、话发展。截至笔者调研时，13个试点村居已开展“广场夜谈”22场次，90%以上夜谈在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广场举行，累计吸引2万余名群众参与。

二是统一参会主体。坚持“2+1”原则（村民、村“两委”为主，乡镇为辅），构建三方共同参与机制，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。村民作为质询方，主要负责测评打分、问政质询、反映问题和提出意见建议；“两委”作为被质询方，一般由“三大员”（即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）参加，充当述职主体、回应主体以及测评对象、质询对象；乡镇作为第三方，一般由党委书记、镇长和驻村干部参加，担任“主持人”“总结人”“点评人”“调解员”等角色。

三是统一会议程序。实行“五步走”程序，严格流程管理，确保“广场夜谈”有力有效开展。第一步，提前发布公告，明确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纪律等，方便村民提前做好参会准备；第二步，会前测评村“两委”，发放并收集村级领导班子和村干部满意度测评表；第三步，进行“三大员”述职，让村民了解过去一年（或一段时间）村级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；第四步，群众说事，让与会村民畅所欲言、问政质询、反映问题、提出意见，并详细记录、积极回应；第五步，会议总结，由乡镇主要领导对村“两委”班子作出点评，并回应具体诉求。

推进“广场夜谈”，沭阳准确识别民情民意民需变化，科学应变、主动求变，积极调整乡村治理结构，搭建村干部与群众、乡村与群众之间的对话平台，探索协商机制，实现机制与载体的有机融合，做到群众事公开议、抓紧办。仅桑墟镇就通过“广场夜谈”收集反映问题余件，已解决件，化解率达96%，年镇村两级整治黑臭水体38条、修建镇村道路27条、建设公厕20座、建立农桥余座、修建“倒虹吸”水利工程解决桑西片1.2万亩土地近30年的“灌溉难”、改造提升或新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3个、关停散乱污企业38家、取缔非法养殖50家。

几点启示和建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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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纳沭阳县“广场夜谈”农村社区协商经验，主要有以下五点：

一是重塑了乡村治理体系。乡村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，乡镇作为重要力量应充分参与乡村治理。许多地方现实是，乡镇党委政府推动乡村治理往往是“从上而下”“以上推下”，行政命令多、强制性色彩重，往往扮演“组织者”“推动者”，而不是“参与者”的角色。作为常态化机制化的“广场夜谈”对乡村治理体系的改变效应明显，乡镇党委政府直接与村民协商对话，实际是对治理主体、治理结构、治理方式和治理流程的调整和创新，是对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塑。治理主体上，乡镇党委政府、村“两委”和村民等共同参与，强化了治理主体的力量，合力作用明显；治理结构上，乡镇常态化的“夜谈”介入和驻村工作组的稳定介入形成了“扁平化”治理结构，打破原先乡村治理“封闭式”“小圈子”的结构，“第三方”公信力得到充分体现；治理方式和治理流程上，稳定的问题发现、解决、反馈和对话协商机制，改变了以往单一问题处理方式，需求的表达、问题的解决更加精准。

二是优化了村镇互动关系。农村社区与乡镇权力边界关系是乡村治理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之一。村民自治与乡镇指导的关系往往受到诟病，如“负担重”“行政化”等。“广场夜谈”起到政策法规宣讲、化解群众疑惑、解决群众问题的作用，一定程度上减轻村“两委”负担，释放乡镇最大善意。同时，也压实村“两委”责任，赋能予村，激发村级组织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
三是创新了协商体制机制。“广场夜谈”体现了“商量”特色，是新时代农村社区协商的实践创新。时间灵活，一般集中在晚上，因为白天务工人员外出多；形式多变，可以是面面俱到，也可以就一项专门听证；方式科学，利用广场平台“面对面”拉家常，把民事民议、民事民办、民事民管落到实处；内容丰富，包含了测评、述职、质询、解答等环节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、问题解决反馈机制。

四是增强了群众获得感。公众参与是基层民主的核心，乡村治理的首要主体是广大农民，村民自治不是村“两委”自治，也不是“两委”替农民做决定，而是让农民广泛参与，充分表达诉求，提出意见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办。“广场夜谈”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，测评、质询村“两委”，向村“两委”及镇领导提建议，群众诉求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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